为战争而生的，以敢战、善战成名，古今中外的名将概莫例外;但是，伟大的军人与一般意义上的名将不同。伟大的军人不是为战争而生，而是为消灭战争而生的，是为和平而生的，这样的军人古今罕见。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名将，人们立即就会想到一大串的名字：战国时代的乐毅、孙膑、吴起、廉颇，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唐代的李靖、郭子仪，宋朝的岳飞，等等，恐怕很少有人会提到王忠嗣。但恰恰是知名度并不太高的王忠嗣，才是中国军人的伟大典范;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
王忠嗣(705-749年)，原名王训，山西祁县人。出身世族，父亲王海宾官至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 骁勇善战闻名军中，公元714年在与吐蕃的武街大战中战死沙场。
战后，唐玄宗追赠王海宾为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捐躯时，王训年仅九岁，唐玄宗见到他以后，好言相抚，并赐名忠嗣，将他收养在宫中。
刚进宫时，因不习惯周围环境，加之怀念亡父，经常痛哭，玄宗就以汉朝霍去病的事迹勉励之，又让其陪忠王李亨练武学艺。初长成时雄毅寡言，有武略。一次，玄宗与他谈论用兵之道，忠嗣应对从容，纵横捭阖，玄宗当面赞许他“尔后必为良将”。
果然，王忠嗣不负玄宗所望，在以后的岁月里，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的一代名将。
一、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开元十八年，18岁的王忠嗣离开宫廷，被任命为兵马使，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参加了他军事生涯的第一次恶战——玉川战役。战前，他侦察到吐蕃赞普正在玉川检阅军队，就独自率领三百精锐骑兵，趁着夜色发动突然袭击，斩首上千级，俘虏四千余人，缴获牛羊上万头，吐蕃赞普仓皇逃命。
此战堪比霍去病800骑兵夜袭匈奴之战，王忠嗣也因之一战成名。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萧炅为河西节度使，会同陇右节度使杜希望、剑南节度使王昱，兵分三路，分道进击吐蕃。杜希望率陇右部一路长驱直入，攻取新城，并攻占吐蕃盘踞的黄河大桥，于黄河左岸修筑盐泉城。吐蕃在黄河西岸地区集结了三万人马，向盐泉城展开反扑。
首战唐军失利，全军上下士气低落。此时，左威卫郎将王忠嗣主动请缨出击，以振士气。王忠嗣集合队伍，冒着密集的箭雨，果敢地向吐蕃阵地发起进攻。
王忠嗣身先士卒，冲入敌营，左劈右砍，其部下也个个奋勇向前，竟然使吐蕃的战斗队形大乱，被砍倒了数百人。一直在观战的陇右节度使杜希望见王忠嗣的敢死队破坏了吐蕃人的防线，马上抓住机会，果断命令全线出击。王忠嗣的悍勇为全军上下作出表率，终于以寡击众，大败吐蕃。
战后论功，王忠嗣升为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后军功日盛，不久便升至河东节度使、朔方节度使。
自武则天征讨契丹失利，唐北部边境契丹势力日益强大。 唐朝五次北伐皆败，武则天还曾下令征全国囚犯组成军队讨伐契丹，依然劳而无功，契丹遂成唐之大患。为彻底解决这一心腹大患，朝廷委派王忠嗣北击契丹。
大唐天宝元年，王忠嗣率十万骑兵北出雁门，奚族和契丹联军20万迎战唐军于桑乾河，双方在桑乾河展开决战。唐军雷霆出击，三战三捷，奚族和契丹联军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奚、契三十六部全部向唐军投降，之后几十年不敢作乱。王忠嗣威名也因此大震于天下。
公元742年，突厥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唐玄宗遣使谕令乌苏内附，乌苏不从。王忠嗣随即屯重兵于碛口以威胁乌苏。
王忠嗣大兵压境威慑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大为恐慌，上表请降。王忠嗣知其不是真心归附，于是结营于木刺、兰山，以探虚实，随后又向玄宗进献 《平戎十八策》。一切准备就绪后，王遣使说服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酋长，向乌苏发起进攻，结果，乌苏兵败逃遁，国中大乱。
密切关注着北方局势的王忠嗣果断下令朔方部出击，攻打突厥的西部军区。朔方部穿越荒漠，马匹充足、装备精良，士气高昂，面对强大的唐军，突厥除战死者，部众基本上全部被唐军俘虏，重要人物悉数向唐朝廷投降 。天宝三载(744年)，王忠嗣趁突厥大乱之机，再次出兵北进。这次唐军的打击重点是实力较强的东方部落。朔方军进军神速，直抵萨河内山，一路势如破竹，攻势凌厉，一举击破突厥东部军事力量。至此，曾经称雄北方一百余年的突厥汗国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场前后延续达百年的战争，最终以大唐帝国的胜利而告终。
天宝五年(746年)，唐玄宗命王忠嗣兼任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节度使。当时四镇兵力总共有26余万人。一人佩四镇之印，掌控万里边疆，劲兵重镇，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王忠嗣成为手握重兵的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之后，考虑吐蕃等国骑兵强盛，对唐军的威胁极大。于是早在朔方、河东之时，便在边界地区高抬马价，这样一来，各地胡人都争着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将马尽数买下。从此胡人战马逐渐减少，而唐朝的兵马却更加强 壮。王忠嗣到陇右、河西之后，便奏请分朔方、河东镇的战马九千匹以充实河西、陇右，从此此二镇的兵马也强大起来。王忠嗣见四镇实力都强大起来，于是上表玄宗，决定对吐蕃用兵，以彻底解除唐西部边患，玄宗慷慨应允。
公元746年，王忠嗣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北线主力，随之乘胜追击，在积石会战中将吐蕃残部全歼，并俘虏了八千名依附吐蕃的吐谷浑军。
这次作战，吐蕃在青海、甘肃交界处设置的堡垒几乎被全部摧毁，死伤数万人，两个王子战死，重要战略盟友吐谷浑降唐。
自此，吐蕃在青海地带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其对河西地带的威胁已基本解除。之后，王忠嗣又马不停蹄，千里奔驰，击败吐蕃、大食联军，并在此战中大胆提拔了当时还是青年将领的李光弼和郭子仪。大食慑于唐军军威，再不敢出兵。从此，大唐军威威震八方，四海畏服。
王忠嗣虽然自幼以勇武自负，但自从升任为节度一方的重要将领以后，却主张“以持重安边为务”。他曾经对人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他这样做并不是麻痹大意，丧失警惕。他仍经常注重军事训练，妥善保养军械，充实边防，随时补充兵源。他本人就随身常带着一张重150斤的漆弓，但从不轻易使用。他带领的部队，士气十分高昂。他还注意搜集情报，以便迅速做出正确的决断，不打无准备之仗。每当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都要进行周密的安排与部署。首先要亲自召集各级军官进行战前动员，按士卒多寡发放兵械，一弓一箭，都要标上使用者的姓名， 仗打完后如数交还军械库。战士们都互相监督，爱护兵械，保障了军资的充足供应。因此他几乎每战必胜，深得将土们拥戴。
在兼任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期间，王忠嗣掌管的地盘从朔方至云中，边境长度达数千里。
为了加强防御，他在要害地方都设置了城堡。有的地方以前唐军筑有旧城，他便派人加以修复，继续使用;有的地方地势险要，若无旧城，便派人据险修建新城。 坚固的城防连绵不断，其作用相当于万里长城。这种做法不但能够达到军事目的，由于施工量小，可以防止士兵过于劳累，又节约政府财政，因此更适合推广，所以王忠嗣得到上下一致拥戴。
王忠嗣修筑城防，不但改变了过去庞大的唐军与灵活的游牧军队打游击屡屡失败的的窘境，加强了边疆防务，而且还为大唐帝国向外开拓了边境领土达数百里。从此，万里边塞烽火不举，人民安居乐业，“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为战争而生的，以敢战、善战成名，古今中外的名将概莫例外;但是，伟大的军人与一般意义上的名将不同。伟大的军人不是为战争而生，而是为消灭战争而生的，是为和平而生的，这样的军人古今罕见。敢战、善战，即使如成吉思汗一样征服世界，也与伟大不沾边。
“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中外历史上，能说出这样话的军人绝无仅有，就凭这一点，王忠嗣就可以冠之以“伟大军人”的称号。
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王忠嗣手握重兵后,“以持重安边为务”，从国家大局着眼，不再轻启战端。他不仅自己战绩辉煌，还注重发现栽培人才。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和李晟都曾是王忠嗣的部属。
但是，这位天才的伟大帅才，却因为他的优秀和忠诚，与晚年的玄宗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矛盾。“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晚年的唐玄宗，极喜边功，从而导致边界战事频仍。这年十月，玄宗想让王忠嗣率兵攻打吐蕃所占领的石堡城。石堡城依山而建，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城中，要攻克此城，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已任，接到玄宗的诏书后，便上言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然而，当时的玄宗已陷于穷兵窦武的迷狂，哪里听得进逆耳之言。史载：“上意不快。”
这时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石堡城。玄宗立即批准，并诏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而出兵，但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李光弼因此进言于忠嗣：
“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授之而不立以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盈，何惜数万 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
“(大夫因为珍惜士卒的生命，所以不想成全延光的功劳，虽然您接受了诏令，实际上是破坏了他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说昵?现在您以数万兵马出战，却不悬以重赏，这怎么能鼓起士卒的勇气昵?大夫的库房里有的是财帛，何必吝啬万段的奖赏，以此堵住谗言之口昵?)”
王忠嗣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命易一官乎!”
(现在我们拿几万士兵的生命去争夺一城，得到了它，不足以制服敌人，失掉了它，也不会有害於国家。所以，我王忠嗣不想这样做。现在为此事即使受到皇上责罚，不过就是当一个金吾、羽林将军，返回宿卫京师;再不然的话，也不过贬为一名黔中上佐而已。我怎能忍心拿数万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官职呢!）
李光弼道歉说：“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刚才是因为怕连累大夫，所以大胆地直言相劝。现在我明白了，大夫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榜样，我李光弼又有什麽可说的呢!)
于是，李光弼恭恭敬敬地退出。光弼为忠嗣所提拔，他这样做也确实是为王忠嗣着想。
由于得不到王忠嗣的有力支持，唐军强攻未果，使得董延光怨愤不已，便将责任推到王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
此前，宰相李林甫因为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他入朝为相，威胁自己的相位，也非常忌恨他，以至“日求其过”。
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与李林甫内外勾结，阴谋反叛。一次安禄山假称要抵御外族入寇，筑雄武城，大量地贮藏武器。又请王忠嗣率部下来帮助筑城，打算趁机将他的兵马留下。但王忠嗣却先期到达，没有见到安禄山便返回了。此过这次事件，王忠嗣察觉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此后便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反叛，更加引起李林甫的忌恨。恰好这时石堡城之事传来，李林甫乘机让济阳别驾魏林上书告发王忠嗣说：“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
玄宗闻讯大怒，便将王征入朝中，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共同审问。三司会审后，王忠嗣被判死刑。
当时哥舒翰也被征入朝，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玄宗对他十分赏识。哥舒翰入朝时，有人劝他多拿一些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
于是就只身背了一个包裹入朝。当得知王忠嗣被判死罪，哥舒翰坚持认为王忠嗣冤枉，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走入宫后，哥舒翰随后叩头，声泪俱下，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最终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天宝八年(749年)，王忠嗣病逝，终年四十五岁。同年哥舒翰奉命率军攻打石堡城，果不出王忠嗣所言，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占领石堡城。
王忠嗣的冤死对大唐王朝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死后仅6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同时导致了西域的丢失。从这次失去西域以后的1000年间，汉族政权再也没有掌控过这片土地。有论者认为，如果王忠嗣不被贬黜，安史之乱就没有爆发的可能;如果王忠嗣不早死，而重新被重用，安史之乱也不过是一场瞬间既逝的闹剧而已，盛唐的局面有可能延长50-100年。信哉，斯言!
《孙子兵法》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爱惜士兵，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孙子兵法》所设立的这一标准是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这一军人通则相悖的。而这也正是孙子超越古今军事家的伟大之处。这样一种人本、人道主义情怀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所难以具备的。以这样的标准遍观中外名将，达标者不多，见于史册者恐怕也就王忠嗣一人而已。拥有王忠嗣这样伟大的军人，应当是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军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