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
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人，老王，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那是正宗的“省部级”。
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是清朝货币理论家。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危机加剧，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议驳。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所谓铸大钱，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结果触怒咸丰皇帝，“王茂荫由户部司员，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
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
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
随后郭沫若于1936年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 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史料记载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即歙县会馆，今宣武门外。王为安徽歙县人)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省部级”官僚，能做到这样真是难能可贵。
王茂荫的家训，也是他的遗言，其中一些内容今天读来依然有警示作用，现摘录几段：
“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
“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这横祸，则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偷盗泉水，热不息恶阴木。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汝辈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故切切言此，务务紧记为要。”
这些言语，虽为士大夫老生常谈，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从叮嘱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荫对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会，“坐一乘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书稿，这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
看王茂荫如何说的：“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人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最后还补上一句：“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氛围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荫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实在是罕见。不过，历史就是如此诡异，就是这样一位不想留名的人，历史偏偏永远牢牢记住了他。